德政府戀童慘案!官員專家勾結性侵數千兒童,曝光後資料消失

 

2020年的夏天,一篇由柏林市參議院出資贊助,希爾德斯海姆大學主導的58頁調查報告發表:「柏林參議院從70年代開始,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,支持建立了,以戀童癖為主導的,寄養收養柏林以及西德其他地區,社會弱勢兒童群體的福利收養制度,並為之背書。」

報告的內容表明,三十多年的時間裡,德國政界的一部分人,聯合學界、醫學界的所謂大咖專家,正大光明地,以性自由、專業知識背書等為理由,保護戀童男性收養弱勢兒童。

去年,一位名叫馬克Marco的德國男子,和另一個也是被收養的弟弟斯凡Sven一起,發起民事訴訟,狀告柏林市參議院和福利機構所在的區,要求賠償。他們是三十多年裡上千名被收養的孩子中,為數不多站出來公開自己故事的幸存者(沒有露出真臉和公佈真實姓名)。

(馬克)

這周,馬克接受《紐約客》採訪,詳細回憶了飽受痛苦的人生。故事,從他6歲那年說起。

「研究項目」

馬克和親生哥哥都是混血兒,父親是巴勒斯坦逃往德國的難民,母親是柏林當地人。馬克長得很漂亮,《紐約客》的記者見到他時這麼形容:「他長得像電影明星,小麥色皮膚、下巴線條明細、頭髮黝黑濃密,還有一張比例對稱的臉。」

不用想,小時候的馬克,也一定是個可愛的小男孩。但奈何父母婚姻動蕩,獨自養兩個兒子的媽媽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也或許是長相漂亮的小男孩也會經歷「紅顏薄命」,1988年,6歲的馬克已經成了柏林街頭的「街遛子」,還在獨自過馬路時被車撞倒受傷。

送醫後,馬克的案子進入柏林舍訥貝格區福利機構的檔案,福利機構的人員認為馬克的母親無法勝任母親的工作,對馬克和他的哥哥監管失責,決定把年齡更小,「更容易學壞」的馬克帶走。

帶去哪?機構把馬克交給了一位名叫亨克爾Henkel的47歲的單身男性。養父以維修電子設備為生,但與此同時,從1973年開始,就和福利結構合作,通過收養小男孩掙福利補貼金。

(最左專家性學家肯特勒,中馬克)

70年代,有被收養的小男孩的老師注意到,亨克爾「總是想和小男孩聯繫」。1979年,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也發現,亨克爾和收養的兒子發展了「同性戀情」。

(示意圖)

然而,正當檢察官啟動調查時,一位名叫Helmut Kentler赫爾穆特·肯特勒,自詡「永久性顧問」的男人介入了調查,力保養父不受牢獄之災。肯特勒是誰?他是德國著名的心理學家、性學家,漢諾威大學的教授。德國《時代周報》曾形容他是德國性教育的最高權威。

這樣一位專家,用印有大學名字的正式信紙,向司法機構寫信,給出了自己的專家意見:「亨克爾是我研究實驗(後稱‘肯特勒實驗’)的參與者,他養孩子的方式技巧沒有問題,而你們侵犯了他的隱私,給出了無端的臆測。」

調查作罷,亨克爾繼續收養小男孩。1988年,他收養了6歲的馬克。在之後的十幾年,馬克被養父、專家肯特勒捏在指掌間,肆意玩弄。

以父之名

養父的家在柏林的中產富人區,有三層樓五個房間,周圍都是政客和作家之類的鄰居。馬克第一次住好房子、不愁吃穿,非常興奮,日子就這麼開始了。

每隔幾個月,養父會帶著收養的兒子們,開車去320公里外的漢諾威與專家肯特勒見面,參與他所謂的「戀童男性與兒童之間和諧性關係」的研究項目。他坐在大學的辦公室裡,和孩子們依次談話,詢問他們的成長情況。馬克回憶:「肯特勒就像爺爺般的存在。」

馬克被收養一年半後,7歲的弟弟Sven斯凡也被領了回來。斯凡常年在柏林的車站活動,患有肝炎,身體虛弱。福利機構將他交給了「收養男孩經驗豐富」的養父。

兄弟倆關係不遠不近,相處還算融洽,卻有一個共同的「不可說的秘密」。每天晚上,養父會輪流到兒子們的房間盯著他們洗漱,要求他們和自己過夜,發生關係。

馬克回憶道:

「在那之前(指2003年脫離養父生活前),我以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,大家都會經歷。就像吃飯,大家口味不同,對性欲的口味也不同…

小時候,我覺得他對待我的方式是正常的,我告訴自己‘世界就是這樣,吃與被吃eat and eaten的關係’。但現在,我意識到,上面的人,其實一直在圍觀我們。」

(示意圖)

夜晚,如果弟弟斯凡不在房間裡,馬克知道養父又在搞事。而當他被養父叫去「侍寢」時,弟弟斯凡也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假裝不知情。禁忌的話題,成了籠罩在家裡的陰雲。

而隨著兒子們逐漸長大懂事,養父使出了新的招數,禁止他們向他人透露任何消息。

首先,養父隔絕了他們與社會的有效互動。他鼓勵兩個兒子在學校「做自己」,意思就是可以隨地吐痰、講話、不做作業、逃課。馬克因此轉學七次,沒有任何朋友,更不受老師待見。

(示意圖)

第二,養父不允許馬克的生母和親生哥哥探視,並將馬克在學校表現不佳的原因,全部歸結於生母不是好母親,而身材壯碩的親生哥哥總是欺負馬克。實際上,多年間,生母和哥哥,還有馬克的生父,一直在為他奔走,希望拿回撫養權。

第三,也是養父最關鍵的招數,他始終依靠專家肯特勒。只要馬克表現出反抗的跡象,他便打電話讓肯特勒「勸」馬克。一次,馬克在枕頭下藏了刀,不準養父靠近,肯特勒得知後立刻來電:「這世上沒有惡魔,你把刀丟了。」

(左肯特勒)

當馬克學校的老師發現孩子不對勁,建議看兒童心理醫生時,養父立刻致電肯特勒求助。

於是,肯特勒又寫下所謂的權威信件:「根據我的研究,他沒有什麼大問題,雖然養父確實有比較嚴格的時候,但希望你們記住,亨克爾(養父)養育的是非常棘手的孩子,希望權威機構給予他信任和保護。」

(肯特勒)

甚至,1992年,馬克10歲那年,生母為他和養父鬧上法庭,專家肯特勒都給法官寫了封信:「為了孩子最大的利益,我建議在之後兩年切斷生母和馬克所有的聯絡。」10歲的馬克,失去了最後一次重返母親身邊的機會。

大家會問,專家肯特勒,為什麼會如此執著地為戀童癖辯護,並且還得到福利機構、司法機構一路開的綠燈?這和60年代開始,戰後德國的學界對性教育、性自由的認定有著很大的關係。

從右到左

肯特勒生於1928年,兒童青少年時剛好處在納粹德國時期。他的父親是納粹軍官,信奉「培養不懦弱、不懶惰、不脆弱的德國男孩」等壓抑天性的教養方式。

二戰前夕,肯特勒的父親對隔壁的猶太家庭見死不救,拒絕收留,給肯特勒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。他在後來的多個研究著作裡,反思了納粹德國對人性、性的壓迫,這些觀點,讓他成為了戰後德國思潮裡的明星學者。

(示意圖)

60年代,肯特勒先是拿到了心理學本科學位,又拿到了漢諾威大學的社會教育博士學位,論文主題是《家長學習的性教育》,旨在鼓勵家長教育孩子們性知識,不要以性為恥。

然而,到了60年代中後期,解放性的學界討論走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,而這個掌舵人就是肯特勒。

肯特勒成了德國教學中心社會教育部門的主任,共事的人有後來拿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德國總理Willy Brandt,德國駐西德大使James B. Conant等大人物。

(肯特勒的朋友們:肯特勒本人、社會學家Reinhart Wolff教授、社會學家Dieter Duhm)

1965年,由柏林市參議院出資建立的教學中心投入使用,肯特勒開啟了處理問題兒童青少年的研究項目。他和一個混跡於車站賣淫的13歲少年建立起聯繫,觀察發現對方和成年男子建立起「友好關係模式」:孩子賣淫,戀童癖提供食宿。

肯特勒得出了這樣的結論:「既然少年覺得沒什麼,也是性自由、自願的,那這樣的模式沒有什麼問題。」隨後,他向急於處理柏林市內「問題人口」的官方提出了「Borrowed Fathers, Children Need Fathers借來的父親,孩子需要父親」的理念。

(示意圖)

另外,肯特勒對同性戀去罪化的推崇,也讓他收獲了許多支持者。這般打破納粹德國壓抑人性和性欲的「敢為人先」,沒有引發側目,反而得到了官方和學界的支持。

可許多人不知道,肯特勒實際上還隱藏了另一個關於自己的事實,他本身也是戀童癖,同性戀者,收養了三個小男孩,以證明自己實驗的有效性。

他在1985年,57歲那年,曾給前國際性研究學院主席Gunter Schmidt寫秘密信表示,自己快樂變老,不孤單的原因,都是因為和26歲的養子持續13年的「令人滿意的愛情故事」。

(肯特勒當年的著作《家長學習性教育》)

當私心和邪惡戴著權威正義的面具,披著反納粹的自由大衣,迫切想要扭轉國家形象的新德國,全力支持了肯特勒這樣的人物。

消失的檔案

在專家肯特勒和養父的聯合管束下,馬克終於長大了。進入青春期後,他對養父厭惡加深,拒絕發生關係。為了懲戒,養父把他鎖在房裡不給食物,還反復毆打他:「養父說他不是打我,而是打我身體裡的惡魔。」

馬克說:「我成了一副行屍走肉,腦袋空空。」熬到21歲,2003年,馬克終於離開了家。然而,因為缺乏社會關係,沒受過好的教育,他再次淪落街頭,靠小偷小摸為生,晚上只能睡在公園裡。

(示意圖)

而養父家的弟弟斯凡,沒有勇氣切斷關係,患有嚴重的抑鬱症,依然住在養父家附近,他在2017年和哥哥一起接受採訪時說:「我沒有任何力氣去抗爭。」

沒有力氣去抗爭的孩子們,當然不止馬克和斯凡。早在1991年,專家肯特勒曾在信件裡炫耀的那個和他「戀愛13年」的養子,自殺了。而肯特勒許久後接受採訪時依然死不承認自己虐待性侵養子,反而將鍋甩給孩子的親生母親:「生母虐待他,他上吊自殺都是因為母親。」

(1974年以肯特勒著作為靈感出版的性教育圖集《給我看!》)

90年代末,曾經被虐待性侵的養子養女們長大,開始反抗。這時肯特勒才終於收手,不再和馬克養父這類的戀童癖們見面,想要撇清關係。可是,直到2008年他去世,都未曾被正式提告。

馬克和斯凡很勇敢,在2016年鼓起勇氣聯絡了研究肯特勒的德國學者Teresa Nentwig,公開了自己的故事。事件公開後,因為涉及的權威機構和人數太多,虐待程度驚人,引起大討論。

(Teresa)

可是,有的案件因為年代久遠,過了訴訟期。有的幸存者,沒有勇氣再次經歷一遍又一遍的案情回憶。而Teresa也因為為幸存者發聲,在學校遭遇壓力,她表示,追責肯特勒,也就是對更上面的人和權威系統追責:「我的學術生涯算是提前結束了。」

隨著肯特勒的另外兩個養子也出來透露自己被養父性侵,加上馬克和斯凡的控訴,去年夏天,柏林市參議院出資贊助,希爾德斯海姆大學主導的58頁調查報告發佈。

不過,無論是Teresa還是參與調查的人員都表示,許多和當年有關的文件處於未解封狀態,有的更是直接顯示消失狀態。肯特勒當年的支持者們,大多選擇沉默不願接受採訪,有的更是大言不慚地表示「他做的事有開創意義的」。

去年馬克和弟弟狀告柏林市參議院和福利機構所在的區後,最終只收到5萬歐元(約38萬人民幣)的賠償。但馬克表示,自己已經決定放下無法改變的過去,和未婚妻以及兩個孩子平靜地生活。

至於養父亨克爾,早在2015年就因為癌症去世。馬克說:「他死後我才感覺自己自由了,雖然感覺來的很慢,但那是我第一次覺得,我的人生有十億種可能性,不用再用他教我的方式活下去。」第二年,馬克和弟弟斯凡公開了自己的故事。

(示意圖)

如果說納粹德國對人性的滅絕是令人恐懼的,那以肯特勒為首的」糾正」和隱藏的惡魔私心,帶來的破壞性有過之無不及。制度性的壓迫,無論是納粹時期無法自由性交的成年人,還是戰後在底層苦苦掙扎,被戀童癖乘機瞄準的兒童青少年,都難逃一劫。

可是,當孩子們終於長大會為自己發聲時,始作俑者卻從未受到懲罰,為之背書的權威方,更沒有為當年背書後帶來的毀滅性打擊擔責。戰爭的幽靈,從未離去。

 

圖片源自網路

本文來源授權:微信公眾號「英國報姐」(ID:baojieuk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