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了研究,她在職業生涯里殺死過30萬只動物… 簡直面臨心理崩潰…

到點了,麗貝卡開始自己的日常工作。她從籠子中拎出一隻小鼠,一手抓著它的尾巴,一手握住它的脖子。「咔嚓」,一瞬間,麗貝卡用力把小鼠的脖子往外擰,讓它脊椎斷裂。

一隻死了,再下一隻。這些吱吱亂叫的小動物,在她手中變得綿軟,最後悄無聲息。這樣的動作,麗貝卡每天要做10次,持續了十多年。她估計,在整個職業生涯里,她殺死過30萬只動物,絕大多數是小鼠,有時是倉鼠。

殺死動物的方法各不相同,有時是注射過量的麻醉藥,有時是把動物放入密封空間,不斷提高二氧化碳濃度。但最常見的,還是頸椎脫臼處死法,也就是擰斷脖子。麗貝卡不是心理變態,她是一名生物醫學研究機構的動物實驗研究員,利用動物實驗,做傳染病研究。

(網絡圖片)

在媒體和影視作品中,像麗貝卡這樣的人經常被描繪為心狠手辣的魔鬼,天生喜歡虐待動物。

但最近的媒體報道,研究員們也是動物實驗中的受害者,巨大的倫理道德壓力讓他們陷入精神危機。「麗貝卡」不是她的真名,在媒體的採訪中,為了保護身份,她選擇用化名。她說,一開始她是懷著拯救全人類的心態進入傳染病研究行業的,但隨著殺的動物越來越多,她開始懷疑自己。

「聖誕節前的最後一周是最糟糕的,我一整天都在扭斷它們的脖子。」麗貝卡在採訪中說,「不得不殺死這麼多動物,造成它們的痛苦,常常讓我覺得自己的存在沒有多大意義。」工作到第八年,她開始質疑自己工作的倫理問題,之後負罪感和悲傷越發強烈,她開始酗酒,恐懼工作,甚至想要自殘。「我經常和同事們開玩笑,如果情況太糟糕,我們就一起從三樓跳下去。這樣不至於摔死,但可以休息一段時間,不用殺動物。」

抑鬱、創傷、壓力,這些情緒纏繞著她。她不是唯一面對這些的人。麗貝卡表示,幾乎所有在她的實驗室工作的人,都有此類感受。「必須承認,這不是一份正常的工作,每個人都被自己要求去做的事壓得喘不過氣。」

和大眾的「白衣魔鬼」的想象相反,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伯納德·羅林(Bernard Rollin)博士在2011年觀察到,絕大多數研究人員在進入動物研究領域的時候,目的是為了幫助動物。

「但他們的日常工作卻是殺死動物,或故意製造痛苦、疾病,和其他有害狀態。正是對動物的熱愛,最終使他們絕望。」

在心理學上,還有個專業術語,叫「關愛-殺戮悖論」。也就是自己明明喜歡,甚至想要飼養某個動物,但又不得不殺死或目睹殺死它們。

這種扭曲感,會引發緊張、創傷壓力、道德不確定性和情感疲憊,在醫療人員、動物救助站員工和動物實驗員工上很常見。去年,美國學術團隊做了一項針對動物實驗研究員的大型研究。

他們通過調查美國和加拿大800多名實驗室工作人員,發現他們的心理疾病(比如創傷壓力、情感疲憊)與日常做動物實驗有明顯關聯。殺害動物的次數越多,心理創傷就越大。這和另一個實驗的結果類似,當動物救助站的安樂死次數越高時,員工的離職率就越高。

讓人意外的是,研究還發現,很多實驗室工作人員會把動物當作自己的寵物來對待,哪怕公司只要求把它們當作工具。有40%的實驗室工作人員承認,他們經常會給動物們取名字,對它們有感情。

當然,這也加劇了他們的心理創傷,因為實驗室裡的動物總有不得不死的時候。西卡羅萊納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哈羅德赫爾·佐格(Harold Herzog)在研究人與動物關係的論文裡,說過他的同學羅恩·尼泊(Ron Neibor)的故事。尼泊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哺乳動物的大腦視覺皮層。因為尼泊比較喜歡貓,他就把貓咪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。

按照實驗方案,他先把貓咪大腦上的特定部位故意破壞了,然後讓它們做任務,記錄它們的表現。一開始,他還是很鐵石心腸的,但之後一年,因為天天和貓待在一起,尼泊對它們產生了感情。他給它們取名字,和它們玩耍。

幾乎每天,尼泊會把貓咪們從籠子裡放出來,帶著它們在學校草坪上漫遊。它們基本成了他的「寵物貓」。

在實驗快結束的時候,一個嚴重的道德危機來了:學校需要確認貓的大腦確實在正確位置上遭受破壞,所以,必須進行大腦切片。也就是說,必須把貓殺死,割斷它們的頭,從頭骨中取出大腦,然後用化學方法硬化神經組織,將其切成薄片。那幾周時間,尼泊是恍恍惚惚的。同學們知道他對貓的感情,願意代替他「做髒活」,他拒絕了。之後的每天,他殺死了12隻貓,切下它們的頭顱。

他的情緒明顯變得沮喪,精神不穩定,開始離群索居,不願和人交談。哈羅德赫爾·佐格說,這是他面對自己的研究帶來的道德後果。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。一個化名叫伊麗莎白的前動物實驗工作人員告訴媒體,每當她給老鼠做頸椎脫臼術的時候(也就是扭斷脖子),她都會哭得眼睛腫掉。「它們的身體很脆。」她說,「那種感受永遠不會離開你的腦海。此刻,我都能從我的手指上感覺到。」

在實驗室工作幾年後,伊麗莎白被診斷出有重度抑鬱症,之後辭去工作。

在過去的五年,她每周去看一次心理醫生。她說,她認識的大多數動物研究人員都有這樣的經歷。《獸醫科學前沿》上的研究認為,研究人員遭受到心理創傷,最大的原因來源於缺乏社會支持。

社會的歧視,管理層冷漠,和不科學的動物研究制度,都使研究人員獨自承擔著沉重的道德壓力。

社會歧視就不說了,很多人認為能對動物下手的人多少有點不正常。而管理層,更是壓抑著員工的痛苦,不然他們說出來。麗貝卡說,在她的實驗室,有一條不成文規定:如果你對這份工作有疑問,那麼有問題的不是工作,而是你。「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條規定,就是保持緘默。在大多數情況下,管理層希望員工們表現正常。但他們沒有意識到,一天之內殺死100只動物,真的會對人產生負面影響。」

伊麗莎白也認為,科研機構需要給研究人員提供一個表達情感、卸下情感包袱的出口。「現在的問題是,我們不被允許生氣。我們需要為實驗室裡的動物們生氣,因為它們被虐待、被忽略,正在忍受折磨。但當你是這個系統的一分子時,你會感到無能為力,即使你是照顧它們的人。」

目前的動物研究制度,麗貝卡也認為是有問題的。「有太多動物在沒必要的情況下繁衍出來,然後被殺掉。」她提到自己曾在一個「特別無能的經理」手下幹活,他無法準確預測未來實驗需要的小鼠數量,因此,總是往多了算。這導致實驗室裡生產出過量的小鼠,每過三個月,麗貝卡被命令殺死所有不再適合研究的小鼠,也就是年齡超過6個月大的。

那段時間,被她殺掉的小鼠不計其數。「我現在想起來都特別憤怒,那些動物根本不需要被繁殖。但研究室裡有一種風氣,那就是一旦項目被批準,就盡可能多的用動物。」如果項目出問題,進行大規模撲殺也是常有的事。

去年3月,受新冠疫情影響,美國宣佈任何與新冠研究無關的項目,都是非必須的,需要暫停。一時間,全美各地的研究機構裡,撲殺了成千上萬的動物,有動物保護組織稱這是一場「殺戮盛宴」。

很多研究人員表示,在幾乎殺光所有動物後,他們的心理健康受到影響。

因為技術原因,現在人類還無法拋棄動物實驗,很多研究員用功利主義為安慰自己,提醒自己為了大多數生命,犧牲小部分動物,這麼做是無錯的。雖然道理說得通,但下手時的痛苦是實實在在的。

今年3月,牛津大學的哈澤姆·佐尼(Hazam Zohny)博士在《醫學倫理雜誌》上說,現在到了動物實驗不得不改革的時候。「這場流行病凸顯了改革的必要性,即如何規範殺死動物的過程,以及如何更合規地誘發它們的疾病,給它們造成傷害。」「當下規範動物研究的行政機構,忽視了使用動物會對實驗室人員造成的潛在心理影響。這些影響是有害的,並與倫理問題有關。」

雖然日常工作是殺死動物,但他們也不願意啊,希望未來,能找到對人和動物都好的實驗制度吧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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